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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bruary 09 又是Yahoo！早在师*涛案之前，Yahoo就已经出卖过用户的个人资料并导致该人被判刑8年，见：BBC中文（雅虎被指其行为导致中国异见者被囚）、东南西北The case of Lizhi（李智），以及CDT（Yahoo helped sentence another cyber dissident to 8 years）（注：CDT昨天还可以直接访问，但今天主页却打不开，需用代理，但这个链接却可以）。
对于雅虎的下作我以前已经评论过，夫复何言！只想多说一句：拒绝雅虎已不仅仅是出于义愤，更重要的是为了使用者自己的安全。而对于陷构冤狱、压制言论、致人死地的国家机关又岂是“下作”二字所能涵盖！
艾*晓明:为什么不能殴打人*权捍卫者（转载）（转自独立*中文笔*会，国内屏蔽）
艾*晓明:为什么不能殴打人*权捍卫者
昨天， 2006年 2月 4日 正月初七凌晨大约零时30 分，广东的维权工作者郭*飞雄先生在迈出天河火车东站林和派出所门槛时被早已守候在那里的一群人按倒殴打，这群人要用武力教训郭飞雄一顿的目的终于达到了。 郭*飞雄猝不及防的一声惨叫必然被所有当天值班的民警听到，无人出来干涉。
这场殴打当然也在民警的预料之中，正如前一天我到天河石牌东派出所接唐*荆陵律师时民警所问：看你们不像有钱的，也不像跟人有私仇，为什么老打你们？
这场殴打也在我和唐律师的预料之中，在此之前，唐律师已经在派出所门外守候了五个小时之久。大约 11 点了，唐律师以为当晚一定不会释放郭飞雄了，所以离开。我虽然内心焦急，却没有去派出所，内心暗怀侥幸：现在就剩郭*飞雄一个人，办案人员当有恻隐之心，不打孤身一人的郭*飞雄。就算三岁小孩也知道，以众凌寡，是为可耻。
但这样的事情就在派出所眼皮子下发生了，它为维权工作者遭到暴力对待的事实提供了新的记录。
去年以来，发生过多次这类事件，挨打者有临沂盲人律师陈*光诚、法学家许*志永、律师李方平、人大代表吕*邦列、姚*立法、维权工作者赵*昕，暴力程度有长期限制行动自由、昏迷不醒和胫骨骨折，近来更有高*智晟律师险遭车祸事例。我亲身经历的 9 月26 日和郭*艳律师、唐*荆陵律师、小张记者被围攻，凶手至今未被追究。
肆意殴打普通民众的事件在中国并不稀罕，而教授、学者、律师、记者、人大代表无一例外遭受暴力而不受法律制裁，释放了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它公然挑衅国家宪法，污辱"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根本原则；它威胁着中央政府一再提倡的"以人为本"、"和谐社会"，也使我们国家的国际形象和信誉受到莫大损害。
我这样说并非意味着教授、律师和维权工作者的生命比普通人更重要，一点也不是说名人不能打、老百姓随便打。我的意思是，如果一个集团开始动用黑社会手段殴打以说理为己任，以人*权为诉求、以非暴力为信仰的维权工作者，那么它所针对的已经不是个人和个案，而是普遍的宪法原则，是中国作为联合国会员国所签署的一系列国际人*权公约；它挑战的不是少数知识分子而是所有人的基本人*权，它反对的不仅是老百姓而且是信守人权原则的中国政府；简单地说，是反对人*权本身，再简单一点来说，是反人类。
人*权在中国，曾经是一个负面的词。 2004 年，当我去加拿大参加国际人*权法教育项目时，我的儿子问我：妈妈，你要变成一个不同政见者吗？对于几代中国人，人*权不是法律原则，而是各种妖魔鬼怪——右派、牛鬼蛇神、阶级敌人、开除公职、劳改、严刑拷打、审判、长期监禁、人见人怕、神经病、疯子、混蛋、过街老鼠、敏感、黑名单、内控、搞政治、找死、干脆用句广东话：行家铲，全家死光光、活埋。
所有这类《狂人日记》中受害狂的想象，就是几代中国人对于人*权的公共想象，这不是人们的错，是人*权遭受迫害的经验遗留的公共记忆。这样的想象和记忆就是如今实现宪法所规定的"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巨大障碍，也是所有那些围攻、跟踪、暴打维权工作者的人的动力。他们之所以能够大打出手，因为他们愿意信奉：维护人*权者就是上述牛头马面，他们 / 她们该打、找打、打昏是运气、打死可能也不偿命。
并且在昨天打完之后，打人者把郭飞雄先生的相机给他挂在脖子上，眼镜给他戴在脸上。这样的从容是要郭君明白，士可杀，亦可辱。郭君的生死荣辱，他们都可以玩弄于股掌之间。
这就错了。
这班打人的人来自一个特殊的系统，没有明显的标志，不告知他们的身份。来自民警的一个说法是"职能部门在执法"，但对如此不文明的执法，民警不予干预。我对执法的职能部门缺乏了解，什么叫国安国保我也分辨不出。但有一点我希望提示在此，假如这一职能部门与国家保密有关的话，所有上述对维权者的人身攻击都是对该系统最高首长的攻击，都直接违背了最高首长的意志，而所有违法行为最终也必将受到法律追究。
此话怎讲？
现任国家保密局局长是谁？人*权与宪政专家夏勇。夏勇何许人也？民权译丛主编，《民权公约评注》翻译小组首席译者。民权公约什么玩意？中华人民共和国于 1997 年和1998 年先后签署的人*权两公约之一。公约说了个啥，你搞国家安全保卫或者保密者，你把最高首长亲自主编的书尽快列入本系统所有人员的必读书目，或者你把我的话拿去请首长指正：一个公约说的是国家应该管的事，一个公约说的是国家不应该管的事；前一个叫做《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意思是国家保证让13 亿中国人在经济、社会和文化方面获得充分的参与和发展，一个公约叫做《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意思是保障个人自由不受国家侵犯，保障个人参与国家管理的民主权利。
我对夏勇先生的崇敬自此译丛开始，尽管他和我职务不同，我把他看作自己尊敬的同行。他在"民权公约译丛总序"中所言——所有国安国保工作者都应该列入必读语录：
"民众不享有政治权利，便没有合法的资格和力量去表达自己的意愿，维护自己的权益，尤其是去阻止别人，特别是公权者做侵害自己的事情。没有政治权利、便不能当家作主，即，不能当自己的家，不能做国家的主。""这样一来，倘若强势者偏偏借民之懿德而欺侮之，有权者悍然以我听为天听，以我视为天视，民众便只有由别人当家、求别人做主了，命运岂不悲哉？"
你要说你文化不高，听这个听不懂，你就想想昨天一群人夜深人静虎视眈眈雄踞门外，当着派出所的面暴打郭飞雄先生的情形。
这就叫"有权者悍然以我听为天听"。
这就叫民众"命运岂不悲哉？"
此问当是正月初七 2月 4日中国人日之天问，什么时候这一问在你这个悍然出拳暴打维权者的人内心响起，中国人就诞生了，中国人民就真正站起来了。
还有一件小事，不能不提及：郭*飞雄之挨打，是因为他反对跟踪者反复拍摄他的妻子和孩子。跟踪者你要是请教保密局最高首长夏勇先生，必会知道此举违反一系列国际人权条款，包括有关妇女和儿童权利的条款。尽管郭君的孩子一个才四岁、一个不过八岁，作为受尊重的个体和独立的社会公民，他/ 她们享有充分的人身自由权、自主权、隐私权和受保护的权利。
再说了，跟踪者你既然肆无忌惮地拍郭君的孩子，为什么如此恼火郭君之反拍摄并要抢走胶卷呢？
这就叫不负责任了。
这也就叫掩耳盗铃了。
据我所知，广州很多派出所门口是有监视器的，监控录像把所有打人的行为都拍下来了。这个录像也是不能私自销毁的，你去看看孙*志刚案之审判经过就知道了；无论开初多少人罗织谎言，打开录像时，什么人出拳、什么人殴打、什么人参与指使，一个也跑不掉。这就叫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前面说了很多，维权工作者不能打、不该打；最后简单说一点，维权工作者也不怕打。从全世界的例子来说，哪里的人权工作者因为挨打就退步了呢？如今在中国很多大学都成立了宪法和人*权研究中心，人*权教育正在普及。建立全球共同的人*权文化会成为公民教育的基础，不久的将来，也有会有全国性的人*权委员会建立；这样的机制会专门受理包括维权工作者在内的人*权受侵害案例，人*权终会有机制性的保障。
这一天正在来到，你们这些殴打维权工作者的人，在这个人权建设的大潮前，真该重新审视自己的位置呢。人*权保护不仅今天保护弱势群体、保护和他们 / 她们站在一起的人，也保护你们这些人啊，你们谁又不是人生父母养的？谁没有亲戚朋友在贫困线上挣扎、找不到好工作、打不起官司、任权利被宰割。维权工作者今天是别人的朋友，明天也是你的朋友，今天你不打他/ 她，明天你不被法律追究，可以享有平安的生活免于牢狱之祸。你犯不着为暴力殉葬，因为你们这些人都还年轻，值得过理想的、有尊严的生活。作为一个经历了文革的人，我亲眼看到过很多在文革中打人的人后来在调查真相时受到追究；就算逃过法网，深夜你扪心自问，能逃过内心审判吗？
何况维权工作者不仅受中国宪法保护，而且受联合国人*权文件的保护。以下将这份联合国文件《人*权捍卫者宣言》中英文附录于此，给各地从事维权活动的朋友拜个晚年，也与朋友们共勉。
写于2006 年2 月5 日，中国人日第二天
附录：《人*权捍卫者宣言》（略）
今日杂览春运帝国（“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作者的另一“恶搞”之作）
China Eyes Global Communism （Navrozov 文章）
Troubled star's Sol search （英国太阳报八卦）
February 03 昨日杂览Microsoft's new blogging policy, recommendations for Google, and lessons of history，以及Microsoft announces changes to blog censorship policy
（短评：对于近来关于google.cn以及国外大公司帮助中国政府监控网络的争论，我总的观点是：1、美国国会及民间的抗议、质询和计划中的约束，或者如以上链接的当事公司呼吁美国政府出面等种种，我乐见其成。我对google、微软的不满远超不过我对中国当政者的憎恶；2、我不会抵制google和msn，因为他们比百度、新浪之流好得多，这和拒绝雅虎信箱不同。换句话说，我至少不会，在不可抗拒的外力降临之前，自我禁声；3、退一步假设，如果google等因为不与中国政府合作而不能进入中国，甚至最糟的情况，中国互联网被取消，虽然很痛苦，天也不会塌下来，我们还会找到发出自己声音的办法，因为历史不能倒流到三四十年前。但这个假设我认为是不可能发生的，当政者如今根本没这个本事，即便有这个本事，付出的代价可能是提前自我灭亡；4、中国人的事最终只能靠中国人自己解决，言论自*由更是如此，但外界的真心帮助和声援非常重要，值得感谢。）
他们只看东南西北（中、英文）
（转载）重返太*石村（原载博*讯）
郭*飞雄：重返太*石村
我是继陈*光诚律师、高*智晟律师之后，中国大陆第三位遭受到专政机器有组织的、大规模的围困的维权人士，此一围困很可能会长期持续，而且其中的黑恶“经验” 可能还会继续被推广。
正月初一（1月29日）一大早，我刚走出电梯，就发现十几位农民兄弟模样的人迎面而来，又迅即退后散开几步。我心中略略感到有些吃惊。但直到在几个网吧遭到贴身跟踪后，我才回想起这一幕，待警察查验了其中两人的身份证，我乃作出了基本判断：原来这些人都是被有关部门聘来对我进行围困的黑社会分子。有关部门在大年初一便用这些黑社会分子给我来了一个“下马威”。
当晚7点，我和家人前往珠江边看烟火，这一大群黑社会分子又随身跟来，我请小区保安将他们拦住，只有两人从旁走出，一直跟在我们身后。晚上10点返回家园，在门口，小区保安告诉我，我走后小区保安队长来了，说这些人是对面一幢楼某住户的亲戚，在小区内属正常走动。我立即明白了其中的奥妙。待回到我家所在的楼下，我更发现这些人业已在那儿安营扎寨了。
初二（1月30日）早上，我出了小区北门，身后又有杨晓东等一群黑社会分子紧跟着。我来到数里之外的某派出所报案，但警号为“02*047”的警察先行报出了我的姓名和住址，并且告诉我，这是“职能部门”在执行公务，所以对我的报案不予受理。我对他说，昨日我向110报案后，立即有警察赶来查验了这些人的身份证，明明是重庆、河南的人，是受人雇佣的黑社会分子，你怎么能说他们是“职能部门 ”？对方不再搭理我。至此我全已明白：有关部门已经和附近所有的派出所串通一气了。
出了派出所，过了马路，我叫了一辆的士。杨晓东等黑社会分子立即上前拦住的士，直到他们自己找到另一辆的士，才让我所乘的的士开走。后来我又换了两次车，对方也跟着换车，幸亏前面马路发生了车祸，我才侥幸摆脱了跟踪，直接向番禺区太*石村进发。
中午时分，我顺利抵达太*石村，在村子边缘的某位阿婆家落脚，一通电话，才知罢免带头人冯*秋盛已赶往广州市中心给唐*荆陵律师拜年去了。我于是来到一些在05年 8至9月参加过绝食或守卫财会室被抓的村民家中贺年，大家相见甚欢，似乎有说不完的话，叙不完的情。中间不断有村民前来传递消息，说番禺区安全局、国保、东涌镇政府领导（鱼窝头镇已和东涌镇合并）、派出所、村支书、治安队等数十人已把太*石村各个出口把守住，且在村中到处寻找郭*飞雄；有人在村民中声称：谁敢与郭*飞雄说话就抓谁。我听了这些，心知对方无权阻拦我进村，如此大肆声张，无非为了恐吓村民，但还是禁不住为村民的处境感到难过。但村民似乎不把这些恐吓放在眼里，悄悄来看我的村民越来越多。
到了深夜时分，冯*秋盛才赶来见我。据冯*秋盛介绍，他早在晚上6点左右便已赶回了太*石村，但刚一落脚，便被番禺区国保干部叫去，名为请他吃饭，实为设下“鸿门宴”，席间国保干部不断督促冯*秋盛电话邀我过去，想问清我进村到底想干什么，但被冯*秋盛坚决拒绝。
国保们对冯*秋盛说，郭*飞雄要进村是可以的，但犯不着这么偷偷摸摸地进去，可以光明正大地进去嘛！在场的一位番禺区安全局人员对冯*秋盛介绍道，郭*飞雄这人和你们不同，你们单纯，郭*飞雄背景复杂，他和美国方面有联系。此人还发牢骚说，郭*飞雄这些人想推翻共产党的政权，他们要是搞成了，我们的铁饭碗不就被砸了吗？！
我听后感到很好笑：我不是偷偷摸摸进村的，而是光明正大地坐车进来的。作为公民，我有完全的行动自由，你们想找到我，无非是想用几十个人跟在我身边“浩浩荡荡”地走，让村民不敢跟我说话，在村民中造成极大的恐慌。你们说我与美国方面有联系，又是搞文革“里通外国”之类的诬陷，对于一向谨慎处世的我来说，似乎太过于捕风捉影无厘头了吧？我不过是要为太*石村、为大学城的业主和农民维权，和老百姓站在一起，便被你们扣上“和美国方面有联系”的帽子，你们是否有些过于高抬了“美国方面”，过于贬低了中国政府？！你们来这一套，无非是为对我进行贴身跟踪找个借口而已。
当天我和冯*秋盛等村民聊天的内容主要是：向村民贺岁，聊叙战友之情；向村民转达各界对他们的问候、支持和声援；重点了解冯*秋盛在被关押期间遭受行刑逼供的情况、以及吕*邦列10月8日被殴打的情形。
冯*秋盛告诉我：他在被关押期间遭受了番禺警方严重的行刑逼供，审讯的警察一旦认为冯*秋盛不配合，便脱下自己的皮鞋朝冯*秋盛的脸上狠抽，一皮鞋过去，冯*秋盛的脸立即肿起来，鲜血从嘴里直朝外流。有时审讯者又来到冯*秋盛的身后，用膝盖狠压他的后背，给他上各种刑罚，令他痛楚难忍。一连多日，审讯者在提审时都不准冯*秋盛上厕所，还勒令冯*秋盛一连数小时下蹲着。一次冯*秋盛正在接受这种“下蹲”的刑罚时，被巡查的检查官发现了，检查官当场把审讯者叫了出去，从这以后，行刑逼供便被终止。
村民们又讲述了吕*邦列被殴打时的一些细节（有妇女和老人远远地看见了），他们已搜集齐了打人者的姓名，这些人现在仍在村中继续恐吓着村民和外来人士。当我指出殴打维权人士系出于一种全国性的安排、下令者可能是中央某些人而交由地方具体执行时，村民们感到很难理解。一些男性村民对自己当时未在现场、未能对吕*邦列施以援手而感到难过。对于吕*邦列本人，村民们都表示非常尊敬，判断他是为了营救被关押的村民和我而主动来挨这场打的，以暴露当局的黑恶，吸引世界媒体的关注。村民们说，他们知道，来太*石村帮忙农民维权的吕*邦列、郭*艳、艾*晓明、唐*荆陵等人，都付出了比太*石村民更大的牺牲（一些村民还知道维权人士赵*昕因深度介入太石事件而在四川被殴打的事），令太*石村民非常感动，村民们说，他们无论如何都不会屈服，否则会对不起这些外来的维权人士。我一直担心村民们被当地的黑恶势力所吓住，但经过现场了解，才知道他们对这些人根本不在乎。村民们说，倒是现在村主任陈进生和镇领导一再声言希望与村民和解（陈进生说，他一直想退下去，但上头不让他退），8*16事件中被打伤的两位村民（老阿婆冯珍和另一位17岁的少年）各获得了1 万元的赔偿，虽然数额太少（因两人都已留下较大的残疾），但毕竟算是一个好的开始。
我边听边想：现在太石村财会室的帐目已经被处置掉，几乎所有的地方官员都已 “利益超然”了。在这种情势下，地方官员们倒是真的有条件和太石村民“良性互动 ”了。
村民还告诉了我一个重要的细节： 9*12警方对村财会室进行清场时，共出动了9 9辆警车和各种车辆，其中有三四辆是来自火葬场的车子。审讯的警察对被抓的村民多次讲过，当天警方是做好了死人的准备的，如果有村民被打死，立即用车拉到火葬场去烧掉。村民们还说，当天一些村民在马路上看见了警察来势不对，便跑回去，想把财会室的妇女和老人们都撤出来，但当时防暴警已把现场圈住，不准村民进去，于是村民只好眼看着悲剧发生。
我听后感到十分震惊：出狱后，我根据局势研判，断定太*石事件和汕*尾开枪事件乃同一系列案件，汕*尾开枪事件乃是太石事件的延续，自中央某些势力决定对太*石村民实施镇压后，便客观上出现了“开枪权下放”之情势，导致了汕*尾开枪杀人惨案的发生。现在村民提供的细节，证明我的这一研判是合乎实际的。事后想来，太*石村当时该有多危险，估计专政机器当天连开枪之事都已做好了准备！面对如此理性的村民，那些决策者的思维竟然表现得如此偏执！！！他们早已掉进了一个怪圈，深陷其中难以自拔，直到汕*尾开枪惨案发生，引发了全球抗议浪潮，他们才真正感受到了一些阻力和压力。现在对这些决策者施压，实际上是在挽救他们，让他们从可怕的怪圈中、从中魔一般的状态中拔出，归回到平常人的状态。
当日我和冯*秋盛等村民一直聊到深夜才休息。
次日（1月31日）一早，约在8点左右，我步出村子，返回广州。有村民劝我从小路走掉，我拒绝了，说我是从大路上进来的，也要从大路上出去。冯*秋盛送着我，一路经过太*石村村部，来到公路边等车。在路口岗亭附近停着一辆便衣车，车中坐着两位便衣，但一直都没下来。村治保主任带着几名打手随后赶来，想对我出言威胁，但又不敢。这时我发现，在我的广州住所附近出现的那些黑社会分子，现在也出现在太*石村路口，出现在村治保主任的身边。我至此才明白，这些黑社会分子原来来自太*石村。随后赶到的一些村民告诉我，这些人就是曾经下手殴打过吕*邦列、郭*艳、艾*晓明、唐*荆陵的人。至此我已确证，广东的专政机器的确是公然使用黑社会势力直接来对付我了。
在路口，我用最柔和的声音，轻言慢语地向村治保主任介绍了我们整个维权运动的底线，当然是用所有人都能听懂的日常语言。相信他和他背后的任何人都不会认为我是说着玩的。我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随时都可以赴死，但整个维权运动的底线明白无误地在中华大地上到处流传，到时候任何一个后继者，都可以率领人民，实践我们的誓言。
公汽来了，我一人上了车，另一位黑社会分子跟着上了车。冯*秋盛向我喊道：“ 注意了，有一条尾巴！”我回答道：“没事，他就是在我家附近围困我的（一个）。”
公汽开出一站路，又上来了三位黑社会分子，都是前一天被我甩掉的尾巴。
上午10点，我返回了位于广州市天河区的家园。
当日中午，我外出上网，发现身边跟踪者的队伍发生了变化：主力换成了便衣警察，被我公布人名和地址的黑社会分子杨晓东等人不见了。根据近日得到的情况汇总，可以判断，眼前的这支队伍系一支由国安局、国保、黑社会分子组成的杂牌军。我在网吧刚打开电脑，一名带队的便衣警察就凑过来假装观看相邻的一位打电子游戏，我心知他是在偷窥我的电子邮件密码或网页内容，便招手请他走远一点。 “请不要太过分了。”我如是说。对方无奈走远了几步，但不到一分钟，我的电脑便被停了网。到初一晚，我已判定，那天我在两家网吧上网时网络遇到病毒，实际上都是跟在黑社会后面操纵的便衣警察用证件在管理台“做手脚”的结果。现在，又遇到了同样情形。
在回家的路上，我数了数，在我的前后跟着走路的共有七人，不远处还有一辆车子出溜着，里面坐的三四人中，有一位不断听着汇报的便是这支跟踪队伍的指挥官。
令人奇怪的是，在跟踪队伍中，居然发现了一位在看守所里审讯过我的警察。我问他：“你是搞预审的，怎么也到这里来了？”他回答：“我来这里玩，怎么不可以？”我再和他聊天，这个大个子便低头不语了。几乎所有的便衣，在我找上去说话时，都返身不断后退，这令我十分疑惑：相互说说话，又有什么大不了的？
晚上8点，我带着孩子下楼买食品，发现楼下又坐了三位美女，香气袭人。我多少感到好笑：这是怎么了，拿我这里练兵了？出了连锁店，发现其中两位美女远远地看着我和孩子，她们长得都还不错，羞涩之中不失其大方。
我找到那位依然带着队的便衣警察说：那些黑社会都撤走了吧？用黑社会来对付我，实在是太过分了！太出格了！对方依然是不断后退，不敢与我接腔。
（各位朋友：由于今后只能借用邻居家网络上网，相当不便，可能要过好几日我才能写出一篇文章，而且朋友发来的电子邮件也不能及时回复了，请一般使用电话和我直接联系。我的广州手机：13424142485，北京手机： 13552499429。如有不便，敬请见谅。） January 28 几首歌除夕推荐几首歌：
我不想说我是鸡，让人听了心酸。
狗狗未来不是梦，希望狗年大家都安康。
历史的伤口，忘记过去意味着背叛（谢谢李健）。
祝各位光临过此博客的老少群贤：
新年快乐，向着自己的理想进发！拜年！
January 27 龙应台：请用文明说服我（转载）案：这篇文章很痛快，也证明了龙应台是真正有良知的自/由知识分子，而不是李敖之流。但是，我是个有点悲观的人，有用吗？也许没有直接作用（很难想象小胡大人会听得进去，多半会气得冒火），但说出来，并有人听、有人想、有人议论，就是作用。记得去年底我还和朋友说了一个观点，现今任何人为中国未来的现代化公民社会转型所做的、所说的一切，可能没有什么大用，但肯定有一个作用，那就是教育：自我教育、互相教育、共同教育。负面的效果？也可以想得到，大不了——无非是又多了一些敏感词，又多了一些过滤信息的国外公司，最后连我们如今在网络能说的话也不能说等等。无非如此，但人长了嘴的最大功能，除了吃，就是说话，那就等着有人来一个一个地割喉咙吧，问题是他们如今还有这个本事吗？在这点上，我却是个坚定的乐观者了。
以下正文（原载《中国时/报》
龍應台：請用文明來說服我──給胡錦濤先生的公開信
「胡錦濤」代表什麼？
錦濤先生：國民黨主席馬英九先生在二零零六年一月中勉勵他的國青團青年學員時，說了這麼一句玩笑的話：「希望將來國青團也能培養出一個胡錦濤。」
我相信這是他從政以來所說過的最不及格的笑話。 馬英九先生很可能只單純想到，「胡錦濤」是從共青團體制裡脫穎而出的國家領導人，但是會說出這樣的話，也透露了他顯然不曾更深刻地細思過，共青團是個什麼樣的體制？這個領導人所領導的「國家」，是個以什麼為本的國家？他的權力來源是什麼？正當性何在？在二十一世紀初掌握中國政權的「胡錦濤」這
三個字，代表了什麼意義？
它當然代表了超高的經濟成長指數，讓世界驚詫，讓國人自豪，可是同時，在政治自由的指標評比上，中國在世界上排名第一百七十七名。您可以說，這是以「西方右派」的標準來衡量的，不符合「中國國情」。好，讓我們用一個社會主義的指標吧。追求資源分配的平等，不管均富或均貧，都是左派的核心理想吧
？在貧富差異上，中國的基尼系數超過0.4，迫近0.45，這已是社會大動亂的門檻指標。指標數字下，多少人物慾橫流，多少人輾轉溝壑。
也就是說，「胡錦濤」三個字在二十一世紀的當下歷史裡，仍代表一種逆流：在追求民主的大浪潮中，它專制集權；在追求平等的大趨勢裡，它嚴重的貧富不均。
在您剛剛上任時，人們曾經對年華正茂的您寄以期望，以為，作為一個新世紀的人物，您的心靈和視野會比您的前輩們更深沈，更開闊。共產黨權力革命的殺伐蠻橫之氣，終究要被人文的體貼細緻和文化的潤物無聲所取代。但是，兩年了，我們所看見的，是什麼呢？
被割斷的喉嚨
促使我動筆寫這封信的，是今天發生的一件具體事件﹕共青團所屬的北京《中國青年報》《冰/點》周刊今天黃昏時被勒令停刊。
在此之前，原來最敢於直言、最表達民間疾苦的《南方週末》被換下了主編而變成一份吞吞吐吐的報紙，原來勇於揭弊的《南方都市報》的總編輯被撤走論罪，清新而意圖煥發的《新/京/報》突然被整肅，一個又一個有膽識、有作為的媒體被消音處理。這些，全在您任內發生。出身共青團的您，一定清楚《冰/點》現在的位置﹕它是萬馬齊喑裏唯一一匹還有微弱「嘶聲」的活馬。
而在一月二十四日的今天，這僅有的喉嚨，都被割斷。在《冰/點》編輯們正式得知這個「割喉」處分之前，所有跟《冰/點》有關的字和詞，已經從網路上徹底消滅。在您的領導之下，網路警察的絕對效率，令人駭異。
選在今天執「刑」，誰都知道原因﹕春節前夕，人們都已離開工作崗位，準備回鄉圍爐。報紙開始撲天蓋地報道娛樂，製造溫馨﹔電視開始排山倒海地表演聯歡，生產快樂。選在這一天割斷中國僅有的喉嚨，然後讓普天同慶的歡聲把它淌血的聲音遮住。行刑者躡手躡腳走開，過完年，一切都已了無痕迹。網路警察
的效率和現代傳媒的操弄，是您所呈現的二十一世紀統治技巧。
網路警察動作快，是怕自己的人民知道﹔精算時間動手，是怕國際媒體知道。偷偷摸摸地執行，費盡心機地隱藏，泄漏的是政府的虛心和害怕。但是，請您告訴我這個困惑的台灣人民﹕這「和平崛起」大有為的政府，究竟為什麼如此的虛心和害怕﹖
《冰/點》的停刊，其實沒有人真正的驚訝，人們早在暗暗等待，好像一個宿命論者永遠在等着鬼的半夜敲門索命﹔我發現，太多的災難和壓迫，使得大陸很少人相信好事會長久、夢想能成真、正義能落實。刊出龍應台的〈你可能/不知道的台灣〉時，網路上已經四處流傳《冰點》被封殺的臆測﹔今天，只是「鬼」終
於被等到了。而《冰/點》「勇敢」到什麼程度使得共產黨用這樣陰暗的手段來對付它﹖
仇外的建國美學
今天封殺《冰/點》的理由，是廣州中山大學袁偉時先生談歷史和教科書的文章。因為它「和主流意識形態相對……攻擊社會主義，攻擊黨的領導」。而「毁」掉了一份報紙的袁偉時先生的文章，究竟說了什麼的話，招來這樣的懲罰﹖
我認真讀了這篇文章。袁偉時以具體的史實證據來說明目前的中學歷史教科書謬誤百出不說，還有嚴重的非理性意識形態的宣揚。譬如義和團，教科書把義和團描寫成民族英雄，美化他對洋人的攻擊，對於義和團的殘酷、愚昧、反理性、反現代文明以及他給國家帶來的傷害和恥辱，卻隻字不提。綜合起來，教科書所教導下一代的，是「1．現有的中華文化至高無上。2．外來文化的邪惡，侵蝕了現有文化的純潔。3．應該或可以用政權或暴民專制的暴力去清除思想文化領域的邪惡」。對於這種歷史觀的教育，袁偉時非常憂慮﹕「用這樣的理路潛移默化我們的孩子，不管主觀意圖如何，都是不可寬宥的戕害。」
錦濤先生，我不是不知道，共產黨是以美化秦始皇、盜跖、太平天國、義和團這樣一個歷史脈絡來奠定自己的權力美學的。我也不是不知道，每一個政權都會設法去建構一個所謂建國神話和圖騰─您因此一定也很理解民進黨的企圖。但是，建構的國族神話裏如果藏有仇外情緒，就是一個必須正視的危險。在二十一
世紀，國界幾乎快要不存在，地球愈來愈是一個緊密的村子，因為唇齒相依，不得不憂戚與共。中國為什麼極力爭取主辦奧運和世博﹖目的不就是企圖以最大的動作向世界推銷一個新的中國形象﹕你看，中國是一個充滿發展能量、愛好世界和平、承擔國際責任的泱泱大國﹗
如果對外面的世界推銷的是這樣一個形象，關起門來教下一代的，卻是「中華文化至高論」、「外來文化邪惡論」以及義和團哲學，請告訴我，哪一個中國是真實的﹖總書記能夠光明磊落大聲地告訴國際社會嗎﹖
袁偉時說，教科書不能罔顧史實，不能讚美暴力，不能教下一代中國人對自己狂熱，對外人仇視。這樣的認知，錦濤先生，在我們這裏，叫做「常識」。在北京，竟然是違反「主流意識形態」的入罪之論。那麼能不能請您告訴我這個台灣人民，您的主流意識形態是什麼﹖
哪一個是你真實的面孔﹖
我們暫且不管大陸的知識分子和一般人民讀者怎麼看這《冰/點》事件，但是我很願意和您分享像我這樣一個台灣的知識分子的感受。至於龍應台這樣思維的人在台灣有沒有代表性，有沒有影響力，您自己判斷。
我對中國大陸有着深切厚重的情感，來自命運血緣，歷史傳統，更來自語言文化。在台灣生長，我同時發展出與這一條「家國認同」情感線平行並重的執著，那就是對生命的尊重，對人道的堅持，而從這種尊重和堅持衍生出其他的基本價值﹕譬如主張獨立的人格、自由的精神，譬如對貧富不均的不能接受，對國家暴力的絕不容忍，對統治者的絕不信任，譬如對知識的敬重，對庶民的體恤，對異議的寬容，對謊言的鄙視……
這一條我稱之為「價值認同」的理性線。當「家國認同」的情感線和「價值認同」的理性線相互衝突時，我如何取捨﹖毫無猶豫，我選擇後者。二十年前，我曾經寫《野火》和國民黨那個「家國」對抗﹔李登輝當政時，我曾經為文批判他的虛偽與狹隘﹔陳水扁不公不義，又迫使我執筆徹底抵抗。所以您如果鬧不清
我究竟是「統派」或是「獨派」，不妨這樣試試﹕台灣和大陸，哪邊符合我的「價值認同」，就是我的「家國」。哪邊違背我的「價值認同」，就是我離之棄之抵抗之的對象。如果兩邊都符合我的「價值認同」，那就開始討論統一吧。所以，我是統派還是獨派呢﹖
以這樣的價值結構來看今天《冰/點》事件，您說我這個台灣人看見什麼﹖
我看見這個我懷有深切厚重情感的血緣「家國」，是一個踐踏我所有「價值認同」的國度﹕
它，把真理當謊言，把謊言當真理，而且把這樣的顛倒制度化。
它，把獨立的知識分子當奴才使用，把奴性的知識分子當家僕使用，把奴才當─啊，它把鞭子、戒尺和鑰匙，交到奴才的手裏。
它面對西方是一個臉孔，面對日本是另一個臉孔，面對台灣是一個臉孔，面對自己，又是一個臉孔。
它面對別人的歷史持一個標準，它面對自己的歷史時——錯了，它根本不面對。它選擇背對自己的歷史。
它擁抱神話，創造假象，恐懼真相。他最怕的，顯然是它自己。
……
您，還要我繼續說下去嗎﹖
請說服我
我真正想說的是，錦濤先生，作為一個台灣人，我實在不在乎團團和圓圓來不來台北，雖然貓熊可愛得令人融化。但是我這樣的台灣人可真在乎《冰/點》的安危，就像很多、很多香港人真在乎程翔那個被逮捕的記者的安危。如果中國的「價值認同」是由一群手持鞭子、戒尺和鑰匙的奴才在壟斷它的解釋和執行，而
獨立的人格、自由的精神是被打擊、戒律、監控的對象，請問，我們談統一的起點理由究竟是什麼呢﹖而我對中國的情感還是有條件的，台灣還有很多熱愛、深愛、無條件地執著地愛中國那片深厚土地的人─您又用什麼東西去跟他談統一，而他不致被人嘲笑、咒罵呢﹖
重點不在團團和圓圓，您知道嗎﹖重點也從來就不在民進黨，您明白嗎﹖
重點就在《冰/點》這樣具體而微的事情上。我明白您很可能根本不知道封閉《冰/點》這件事情，但是您不得不概括承受所有的責任。說穿了，錦濤先生，您容不容許媒體獨立，您尊不尊重知識分子，您用什麼態度面對自己的歷史，以什麼手段去對待人民，每一個最細小的決定，都繫在「文明」這兩個字上頭。經歷過野蠻，我們不得不在乎文明。
請用文明來說服我。我願意誠懇傾聽。
龍應台
January 25 中青报《冰/点》被封先看到东南西北文章（The Death of Media in China ）转博/讯消息（须用代理），又见China digital times转华邮消息（Leading Publication Shut Down In China），以及纽时消息（China Shuts Down Influential Weekly Newspaper in Crackdown on Media）。但在国内各网站找不到佐证，境外媒体引用的《冰/点》编辑李大同的博客只见去年底的内容，新的文章大概（没有亲见，但凭常识可以肯定！）已经被搜狐删掉了。（更新：参见我们的世界的文章，感谢该博作者铁锷，我也找到了李大同博客被删文章的网络快照。注：这是在百度上以“冰点＋袁伟时”搜到的，google上却没有，后来google.com对这个搜索条件干脆没法显示，而google.cn虽有显示结果，却找不到这个网络快照）。
对中国新闻自由的又一打击？是的，但打不打击已经不是根本问题了，生了艾滋病和癌症，再得个气管炎根本没什么本质的改变。出乎预料？不，我一早预见到了，不是我高明，而是中国的主政者的伎俩但凡有点智力的人都猜得到。有人说“播种龙种，收获跳蚤”，我说应该是“老鼠的儿子会打洞”、“狗嘴里吐不出象牙”，一点都不奇怪，早已看透了，它能存活那么长时间反而奇怪。说实话，这几年我更多的心态就是闻一多的诗句：“不如让丑恶来开垦，看他造出了什么世界！”
让人稍有点意外的是，此次消音比较成功，网上反应不如前几次热烈，连一向敏感的安替，到目前尚未看到他的反应。据说《冰/点》停刊的直接原因是因为龙应台文章和袁伟时文章（注：这两篇分别用google.cn和goolge.com都能搜得到，百度上搜不到），也许吧，但这些都不过是次要原因，关键是以小胡为首的伟大领袖们要求每个人只能发出和谐的声音。
最最后更新： 一、更正：前面所链的引至《冰/点》被批评的龙应台文章应该是这篇。 二、刚刚（凌晨四点）看到李大同的公开信（感谢东南西北的宋先生）。 三、转贴：李*大同：就《冰*点》周刊被非法停刊的公开抗议（参见东南西北的转贴和英文译文）。
新闻界的同行们、知识界、法律界的朋友们: 《冰*点》周刊海内外的热心读者们： 2006年1月24日，星期二，是《冰*点》周刊的发稿日，《冰*点》在京编采如往日一样，齐集编辑部，认真校对将于1月25日出版的新的一期周刊。下午4点多，版样全部出齐，送总编辑审阅付印。然而反常的是，迟迟没有回音。我们听到，报社领导层被全部召到团中央开紧急会议，没有人看大样了。这意味着将有不同寻常的事情要发生。 天塌下来，报纸也是要正常出版的，这是对所有订户、所有读者负责。我们将大样中所有发现的错漏改定，静等事变的发生。鉴于中宣部对《冰*点》的批评指责从来就没有断过，星期一还刚刚见到中宣部阅评小组对《冰*点》刊发的袁伟时教授的文章《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作出的文革式上纲上线的蛮横指责，作为主编，我估计，撤销我职务的时刻来到了。 然而卑鄙所能达到的程度，总是超出常人的想像。大约5点多钟，全国各个媒体朋友们的电话纷至沓来，告诉我他们已接到中宣部、国务院新闻办、北京市新闻局的通知，"不许刊登任何冰*点停刊整顿的消息和评论"、"不许参加冰*点编采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不许炒作"、"要保持距离"等等。继而，各个海外媒体记者的电话也络绎不绝，要求我证实这件事。然而直到7点，还没有人正式通知我，报社领导层从团中央回来，还在开会商量。我反倒成了最后一个知道这件事的人。所有信息证明，这是一个党内高层某些人甘冒天下之大不讳，蓄谋已久、精心策划的行动。这个行动，不仅没有任何宪法和法律的依据，也严重违反、践踏了党章与党内政治生活准则。 作为一个职业报人，《冰*点》停刊是我最不能理解、最不能接受的事情。因为报纸是社会公器，报社与订户、读者有契约，是读者付款购买的信息产品，报社必须履约，不管个人的命运如何，《冰*点》周刊应该如期送到订户手中。然而在作出这个决定的人那里，社会影响算什么？广大读者算什么？主流大报的声誉算什么？党章国法算什么？中国改革开放的形象算什么？执政党的形象又算什么？他们将社会公器视为个人的家产，认为可以随意处置。 晚上7点30分,我接到社长、总编辑叫我上去谈话的电话。对我宣布的决定，是团中央宣传部作出的。"决定"将袁伟时先生的文章冠以若干莫须有的大帽子，然后宣布《冰*点》周刊"停刊整顿"；除对总编辑和我本人通报批评外，还要作"经济处罚"，谁给了他们这种权力！心态如此之龌龊，令人哭笑不得。 自然，这场谈话在前述种种背景之下，已经成了一场滑稽剧。很明显，这是"上面"少数人在背后操纵，团中央在前台扮演丑角。我据理向社长、总编辑痛斥这份"决定"和中宣部《新闻阅评》的荒唐，并向他们宣告：我将正式向党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控告这次非法行为。 就在《冰*点》周刊被停刊的今天，报社接到大量读者的询问电话，已有读者在得知《冰*点》停刊后愤而去邮局退订本报。 "上面"少数人对《冰*点》周刊的扼杀，蓄谋已久。2005年6月1日，在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日前夕，《冰*点》刊发了《平型关战役与平型关大捷》一文，真实记录了面对民族危亡，国共两党两军密切合作、相互配合、浴血奋战的真实历史场景。与传统宣传不同的是，《冰*点》首次在主流媒体上客观真实地报道了国民党将士在这场战斗中牺牲数万人的战斗历程。 这样一篇真实的历史描述，却遭到中宣部阅评组的蛮横批评。他们批评的根据是什么呢？没有任何事实，而是根据"××年××出版社的中共党史××页关于平型关大捷的记述"，《冰*点》的报道是"美化国民党，贬低共产党"。结果，在纪念中国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的大会上，党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同志，在纪念讲话中全面肯定了国民党将士在抗日战争主战场上的功绩。谁对谁错，不言自明。 在连、宋访问大陆结束之际，台湾著名作家龙应台女士在《冰*点》发表长篇文章《你可能不知道的台湾》。文章用丰富的材料，首次客观真实地向大陆人民介绍了台湾几十年来的变化和发展，在读者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和好评，对沟通两岸民众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而这样一篇文章，竟被中宣部某些人指责为"处处针对共产党"，其眼界和心胸之狭隘令人惊诧。 去年11月18日，党中央隆重召开了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胡耀邦同志诞辰90周年的纪念会，曾庆红同志代表党中央对耀邦同志一生的光辉业迹、伟大人格作了充分阐述，受到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而中宣部的某些人却禁止媒体发表纪念耀邦同志的回忆文章，规定只许发表新华社通稿，各媒体不允许有自选动作。 2005年12月7日，《冰*点》刊发胡启立同志的长篇回忆文章《我心中的耀邦》，引起强烈反响，海内外中文媒体纷纷转载，无数网友发帖说被文章感动得热泪盈眶。对这样一篇起到极好社会反响的文章，中宣部竟打电话到报社来问罪，称报社违反了"没有自选动作"的规定！在这些人那里，哪有一点对胡耀邦同志的真感情、真悼念啊！ 中宣部少数人对《冰*点》的无理指责和批评还有很多。譬如，2005年11月30日《冰*点》刊发记者调查，披露了武汉大学法学教授周叶中在学术著作中的剽窃行为。这位周教授在《冰*点》记者采访他时，竟有恃无恐地劝告道：你就不要管这事儿了，晚上中宣部就要找你的！你们总编辑会找你的！报道刊发后，果然遭到了中宣部某些人气势汹汹地问罪，蛮横地指责这篇报道有严重的舆论导向问题。 正是在这种压力下，《冰*点》对此事的后续报道被撤版。2005年12月28日，《冰*点》历史性地出了一期只有三块版的周刊。试问，中宣部的少数人究竟在保护什么行为？ 现在，他们终于要跟《冰*点》算总帐了！用袁伟时先生的文章为发难对象不过是个幌子。袁伟时教授在近代史的研究上著述颇多，在知识界影响很大。袁教授写的这篇文章依据的是史料，立论基础是开放的理性。文章发表后，亦引起很大反响。本来，对历史问题的讨论，需要对材料和观点有平等的、心平气和地交流，才能逐渐达到共识。诸多网上评论中，即便是不赞同袁先生文章的网友，也有态度十分认真、考据十分扎实的反驳文章。我本人曾将这些帖子转给袁先生参考，袁先生看后对我回复说：这些文章态度确实十分严谨，我将会认真考虑他们的观点，作出相应的回复。这正是一种健康的、正常的学术交流。而中宣部的阅评除了文革式的詈骂和扣帽子、打棍子，还有什么？！ 这次事件再次集中暴露出我国新闻管理体制的根本性弊端，那就是中宣部少数人以其狭隘的眼界、逼仄的心胸、专制蛮横的工作方法，将本应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活跃政治局面，管制得万马齐喑、一片死气沉沉。这些人要的是顺从，而不是平等。这种专权，中国共产党党章的哪一条授予过他们？！ 对我国新闻管理体制的弊端，我们将另文论述。在这封信里，我们只是想告诉同行们、读者们、朋友们，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什么会发生。没有真理害怕辩论，没有真相惧怕公开。尽管中宣部的某些人动用权力，封锁所有媒介和网络，但我们相信，你们一定会看到这封信！你们有知道真相的权力！ 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主编李*大同 2006年1月25日
四、转贴：关于对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错误刊发《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的处理决定（来自新语丝文章，国内屏蔽）
2006年1月11日，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刊发中山大学历史学教授袁伟时的文章《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极力为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罪行翻案，严重违背历史事实，严重违背新闻宣传纪律，严重伤害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严重损害中国青年报的形象，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中央有关部门提出了严肃批评。 鉴于中国青年报刊发《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的严重错误，决定处理如下： 1、对中国青年报社党组副书记、总编辑李而亮，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主编李*大同提出通报批评； 2、责成中国青年报对冰*点周刊进行停刊整顿，并对相关责任人给予相应的经济处罚，冰*点周刊停刊整顿自2006年1月25日起。 希望中国青年报社从这一事件中汲取深刻教训，认真做好冰*点周刊的停刊整顿工作，进一步端正冰*点周刊的办刊指导思想，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和责任意识，严格遵守新闻宣传规律，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在做好有关停刊整顿工作、切实改正错误的基础上，实现冰*点周刊的复刊。 共青团中央宣传部 2006年1月24日 余世存：中国的转型和个人伦理 （转载）案：通观全文，我看不出作者针对个人思想出路有一个明确的办法，或者说作者自己也免不了处在矛盾的境地。但这篇文章价值在于对当今社会现状的一种评价，以及涉及了个人（特别是受过教育的所谓有知识的个人）与这种现状的关系。文章转自《新世纪》网站。
（以下正文）
余世存：中国的转型和个人伦理
——１２月１８日在少数人俱乐部的演讲 很荣幸占用诸位的时间，跟诸位交流我们的人生经验和认知世界。今天的题目是应主办者的要求定的，上次在北大讲知识份子状况的时候，研究生会的同学就希望我讲一讲中国的现状，那次没有讲，这一次你们说想听一听这方面的问题，我就不好再推下去了。老实说，我很愿意讲讲我个人这几年的生活状态，我自己的兴趣、爱好。我对中国转型问题已经没有什麽兴趣了。你们介绍我的时候忘了介绍我是一个写诗的，我其实对两个人以上的事不感兴趣，我只愿意过一种个人沈思的生活。 中国的社会转型，其问题是任何明眼人都看得出来的。除非一个人有毛病，太弱智，或者太天真，才会感觉良好，才会一边倒地歌颂中国的成就，认同中国的崛起，才会把自己眼前的占有形式，自己在三年五年的资源占有当作有意义的人生成功。我们今天最常说的社会成功人士，其成功范围不出大陆，时间长度不出十年八年，因爲他们依附的体制碎片或归属的社会结构处于剧烈的变动之中；体制碎片或社会结构看似稳定了，但它处于严重的内耗之中。何况即使他们一时成功了，但依附体制或社会结构给予的人生满足，跟社会正义、跟合法性、跟善或说合文明性是两回事。他们是一种自我导演的成功。他们不是善、正义、德性的人格形式。
我可以举例子证实这种成功人士或精英人士的虚妄。２０多年前，大陆中国正在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时候，报纸宣传得轰轰烈烈，政治局委员胡乔木的家人一个电话，中办就派人去给他们家清洗地毯，干完活儿后，工人们在一起休息，聊天，有工人就说，要是我也有这麽大的房子，这麽多的地毯，别说要我讲四个坚持，就讲八个坚持，我也干。这种情况在今天的中国更是普遍，今天的中国人在大谈三个代表、和谐社会，民间社会也在讽刺代三个表、和谐社会，但如果你是处长局长，你是系主任、校长，别说声称代三个表，就是让你说你代了八个表，让你讲先进性体会，你也会同意的。
中国的问题，一句话，感觉是很糟糕的。用鲁迅的话说，一方面是荒淫无耻，一方面是庄严地献身。或者说，一方面是悲惨世界、停滞世界、贱民世界，一方面是都市时尚生活，是精英世界、是富贵世界。用社会学家的话，这种中国社会结构已经改革之手牢固地定型了，它先于制度改革定型，将是中国进行民/主制度革命的最大障碍之一。
中国的问题是瞎子都看得出来的。但爲什麽还是需要说，因爲言说、交流有作用，可以取得共识，可以使我们各自的生活趋向完善。说话在今天是越来越困难了。中国要实现民主转型的另一个大障碍是目前的执政党本身，中共一党专政几十年，既无制度安排也没有雅量接受批评，总把批评现实的话当作要推翻它的话，我以前对它的这一点还很不以爲然，但今天的我已经无所谓了，我已经对它不抱希望了。用储安平的话，他在四十年代末办《观察》杂志，批评国民政府，结果政府把他的杂志查封了；储安平说，政府害怕我们批评，可是今天我们连批评的兴趣都没有了。
真是这样，就是中共求我批评，我也没兴趣给它一个字。它了不起要进入我的描述范围。我自己很惭愧，既不像一些知识份子朋友那样批评它，又不像一些实干家比如维权者、志愿者那样身体力行地改造它。我一直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只是出于智力的兴趣而观察它而已。因爲我们不想活得糊里糊涂的，我们得做一个明白人。我们得对我们生存的世界有所解释，这就要求我们认清中国的现状。我跟生活、社会现实、热闹的都市有着很长的距离，这种旁观对社会变革可能没什麽用，但可能更客观、更中立。
你们可能看过四五年前我在丹佛大学的一个演讲，“当代中国的现状及中国精英的态度”。那个演讲基本上把我对改革以来的社会现象的观察讲出来了，当然，我当时讲得太感性化，对很多现象没有给予概念定义。时间又过了几年，社会有了新的变化，需要新的解释，我原来的观察也该有一些概念性的结论。但由于我个人的原因，我对有些问题已经不太有研究了。我在那次演讲里说：特定含义上的西方文明精神的影响在中国大陆已经结束。我们可以说它是以闹剧结束的，因爲中特理论、德治、三个代表、民族主义者、民粹主义者和左派思潮已将他们劫掠而去。我说自由主义被劫掠走了，西方精神在中国终结了。这几年，读经热、国学热、文化保守主义登上中国舞台，部分证实了我的那个判断，但我没有研究当年的自由主义是如何变异的，比如吴敬琏先生、周其仁先生、朱学勤先生们有没有变异，如何变异。
我在那个演讲里还说了，由于转型使利益的分布并不均匀，官吏选拔制度的约束造成精英之间的流动不太通畅，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向历史的回归时还打上了新的印记，即精英同质化的现象还不太明显。我预言精英们趋同。后来康晓光也提出了精英联盟的说法儿。但从当下的事实来看，我的这个预言是失败了。精英的联盟也是虚妄的。因爲精英血统早已衰败，我们社会已不存在精英，他们最多比斧头帮的混混儿们多一重公开的身份地位。
当然，除开这些细节，我们对当代中国仍可以进行一些粗略的描述。对相当多的中国人来说，堪称伟大的中国当代转型有自己的起点和终点，它的起点是毛泽东时代的总体性社会或说极权社会，它的终点，或者说我们希望是也应该是的终点，是一种民主社会。但我们的转型显然跟西方的俗语所说的一样，我们种下了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
我们的知识在很大程度上属于西方知识的谱系，这使得我们在描述中国现实时，不得不借用西方知识里已有的概念，比如毛泽东时代叫极权社会、邓小平时代叫后极权社会，这麽说很方便，但它有两个问题。一，它虽然方便却没有力量。语言、概念是有力量的，有生命的，它的力量强大到可以杀人。比如一个警察知道我是社会闲杂人员、三无人员就可以不把我当人看，可以任意侮辱我甚至打杀我。闲杂、三无、盲流，这种概念可以杀人，而且它已经害死了不少人。这是很可怕的。但相当多的西方名词到了中国就失去了这种力量，比如你说胡锦涛是个独裁者就没有力量，他不会在意你说他是独裁者，独裁一词不构成对他的制约、威权，当年毛泽东是欣然接受了的：“先生们，你们说对了，我们就是独裁。”你说科学发展观也没有用，这就跟在中国说科学一样，是纸糊的架子，没有用的。有几年民间社会流行公民一说，好像我们一下子又发现了出海口，通向公民社会。但公民这个字眼也没有生命力。你说一个人不是公民，你对他说，他应该做公民，这也不会刺激他，激起他向上向善的人性力量。有些知识份子或知识的信徒们不了解这一点，总是偷懒、图方便把复杂的社会套在一个大家听惯了的概念里，还以爲自己说出了一个天大的真理。后极权社会是东欧的一些知识份子叫开的，中国的知识份子就把它拿过来用，已经很取巧很权宜了，或说已经不太合适了；但有些人还把它用到现在来指当下的中国社会，这就太不负责了。你还以爲你用它，是在骂这个社会，骂这个政府，你还以爲你在警示人家江山不稳，迟早要发生苏东式的民主革命；但人家根本不当回事，人家已经准备得差不多了。这是很可笑的。
用西方术语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方便省事导致知识界不思进取，思维的惰性使得我们的思想産品落后于社会发展。比如，苏东革命，最应该有研究的是我们，但我们不去研究它的发生机理，不去研究它民主革命后民主的阶段性、民主的幼稚过程，反而以吏爲师，跟着官话叫“苏东事变”、“苏东风波”。听说我们的一些大知识份子还从苏东事变后的艰难，来嘲笑人家，来庆幸中国的发展。这种认知障碍已经没法子解决。但满足、庆幸现状的知识努力能努力到哪里去呢，他们不赞美执政者就已经不错了。至于说解释中国的转型自然更成问题，除了官话，我们缺乏社会转型的总体性解释，我们观察、分析中国社会缺乏足够的思想资源、缺乏工具和方法。我在前年底认定这是一个次法西斯社会，算是一个个人说法儿，但因爲我个人的原因，我也没有对这个说法儿进行展开。
就我观察到的中国社会转型，假如把毛泽东时代叫做极权社会，８*９年前的邓小平时代叫做后极权社会，８*９年后的中国社会是一个次法西斯社会。关于次法西斯社会的描述，你们可以看我的两篇文章，“次法西斯时代的国家、社会和个人”，以及“国丧被囚有所思”。我今天就不多重复了。可以说的是，后极权社会的政治控制机制是“集权而不觉专制”，次法西斯社会的政治控制机制可以说是“专制而难以集权”。你们可以想想这二者的差别。当然还有很多差别，比如后极权社会是意识形态式的左翼专政，次法西斯社会是利益集团的右翼专政；后极权社会的二元结构断裂是行政主导的，次法西斯社会的二元结构断裂则加入了市场主导和知识主导的力量；后极权社会更多是哄骗式、诱导式的统治，次法西斯社会是抢劫式、打压式的统治。从这个角度看，我同意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的说法儿，六*四后第一次大规模地公开枪杀平民的广东汕/尾事件，跟六*四是有差别的。六*四事件是领导人的决定，是选择的；汕/尾事件是这个次法西斯社会必然的、经常的表现形式。
因此，那些仍停留在后极权思维框架中的人是可笑的，他们视而不见今天社会断裂的现实，视而不见中国崛起的说法儿，大国战略、巨国效应、强国梦想的说法儿。我们今天把７０年代出生的人８０年代出生的人叫新人类或新新人类。这个８*９后的次法西斯社会，已经有１６岁了，真的像有些文学批评家称道的，当得起“新新中国”的称谓了。
但这个新新中国跟新中国是不是完全不一样的国家呢，就像新新人类是否跟人类不一样呢？这也是瞎子也看得出来的，他们是一个模子里出来的，他们是一个家族的不同变种。那些停留在后极权思维中的人就难以研究他们的异同，也就不能认知毛泽东时代以来的社会一贯性。即极权、后极权、次法西斯三个时代在本质上是没有差别的。所谓“天不变，道亦不变”，没有变天，没有民主革命，这个社会的统治术或治理之道就没有本质的变化，人们的生存本质即我说的类人孩状态也没有变化，我们都是被国家机器这个大家长看管的孩子。离开这一点，去看中南海的新主人们，去看第三代核心或第四代班集体，去猜测他们的行事逻辑，就极容易一厢情愿、自作多情。
而我们之所以要用后极权、次法西斯来称呼我们的社会，是因爲我们的社会在变动，在转型，我们需要认知新的动向，我们需要找到力的方向，需要找到时代的精神出路。它是变得更积极了，还是更颓废了；是变得更原子个人了，还是变得更集体依附了。权力运行是变得更温情了，还是更肆无忌惮了；变得更隐晦了，还是更赤裸裸了。我用次法西斯社会，也是想了解这个社会要“坎陷”到什麽地步，要了解各个阶层在社会中的利益构成及保证形式。
那麽这个次法西斯社会有多长时间？从８*９年算起，它有１６年了，它还有多少年寿命？它的终结形式是什麽样子的，是动乱、社会阶层分裂，是清算、审判还是赦免实行精英式民主？在这些问题上我想得不多，因爲这是大家的事，取决于大家的努力。如果我们不努力，这就是一个长期的历史，次法西斯社会是一个长期停滞的社会。台湾的柏杨先生曾在监狱里研究中国历史，提出了王朝瓶颈一说，他认爲一个王朝过了二代三代，就度过了危机期，就进入了一个长期停滞的时期。我在想柏杨这一假说时，主要想到了士大夫阶层的精神心智，他们要麽在进化的阶梯上停滞，因爲有孔孟之道高高在上使他们看不到别的路，要麽一根筋地维护孔孟之道，即做了专制的帮忙帮闲，甚至帮凶。今天的我们如果不愿帮专制的话，如果我们既不能清算，也不愿赦免，那麽我们就得寻找精神上的出路，寻找现实中的出路。
说实话，今天中国的问题已非一人之力所能改变。由于士大夫或说知识精英的帮忙，中国特色的专制，皇帝四十年不上朝，社会继续维持下去。今天的中国，有没有中南海，其实也已经没有太大的差别。可叹的是，我们中间号称最敏锐的人，总把中南海当作念兹在兹的物件；就像王朝时代的士大夫把一天都没见面的皇帝当梦中情人一样。假如胡锦涛先生听劝，我们劝他像蒋经国先生一样，也是不可能了。蒋经国先生意志顽强地说过，只要他在位，他就不允许台湾岛上有流血。但胡当政三年，大陆官民冲突已有不少流血了。何况胡即使有心他也无力。很多人因此同情胡锦涛，以爲他处境艰难，形格势禁，很多事由不得他。这也不对。我一再批评唐德刚黄仁宇的历史观是一种决定论式历史观，我们当代的精神底色也在很大程度上是这种撞大运式的，是宿命的。但如果要我给胡锦涛，这个清华大学毕业的人送几句话，我可能会说，后人看历史是决定的，历史在当下是选择的。
我们谈了这麽多关于转型社会的问题，那麽个人在其中生活有什麽意义？这里就涉及到我今天演讲题目中的一个概念：个人伦理。个人伦理是什麽意思，其实就是个体自身存在的方式，我们个人的生活方式，我们个人跟世界的关系。我们如何自处、慎独并与外界相处。个人伦理涉及很多问题，你自己向内反省要做什麽样的人，你自己向外努力要求什麽样的机会。有的人会说我要内圣外王，有的人内心充满仇恨外在表现就可能是强烈的反社会反人类，有的人内心迷茫外在表现可能就是破坏性的。
但对一个社会而言，个人伦理最终要跟时代社会的发展保持某种关系。从人类文明史的角度看，人类应该实现自己的梦想，这种理想不是仇恨的、破坏的，而是一种和谐，是恩格斯说的人同自然的和谐以及人类自身的和谐。可是光说这一梦想光说你要和谐是没有用的。中共提出和谐社会没错，但没有用处，因爲它没实现和谐社会的办法。
要实现人的理想，个人伦理中最重要的一点，即必须确立起人的主体意识，在试错中走向健全的社会关系。有的人可能不想获得成人的主体资格，他说我宁愿依附别人、依附体制，一辈子做乖孩子，一辈子装孙子；有的人有了主体意识，却又总处于利害的算计之中，这种个人伦理就是无意义的、犬儒的。
确立健全的个人伦理很重要。如果我们都不是独立的主体，那麽这个社会就是原子个人式的，就是一个弱肉强食式的丛林社会。当然，个人的心智成熟和外在关系的完善健全不是一下实现的，它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更确切地讲，对一个民族社会的个体而言，它应该是一次伟大的运动。在这方面，我个人是乐观过头了。我在五年前《关于九十年代的汉语思想》里曾经说过，８０年代的中国人是以人道主义消解极权主义，９０年代是以自由主义消解专制主义，我预言新的千年世纪，在它的第一个十年里是以个人主义消解集体伦理。但这个十年已经过了一半，我们社会里没有个性运动，没有出现巨大的精神个体，没有出现特立独行的人格。
我希望能有很多机会和场合承认我的预言的失败，并检讨其原因。从这一个案中可以看出，８０年代的中国人努力、以及９０年代的中国人努力，其成就是要大打折扣的。就是说，８０年代的啓蒙运动、人道主义思潮，９０年代的自由主义努力都是不彻底的，所以导致中国人至今没有出现个性解放运动。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知识、思想过于匮乏的结果。当然我们已经不能对知识精英抱希望了，他们的意志在后极权社会表现得最高，在次法西斯社会就只一年不如一年地混了。说他们全面帮凶帮忙地专制，是有点刻毒；爲顾面子，我们可以说他们是全面保守了。
生活在我们这种社会里，人是不能抱希望的。你如果不介入，你如果不付诸行动，你对这个社会的希望就是没有意义的。你希望后极权社会能转型到民主社会里，但它偏偏不满足你的希望，它转型到次法西斯社会里了；你希望胡温新政，但胡温治理的社会较之从前更多恐怖、血腥，你希望个性解放、个人伦理消解集体主义，但那麽多人要考公务员，要挤进体制，要依附某个单位；你希望中国社会由单位制向社区制转型，市民有个觉醒，有一个波澜壮阔的市民运动，但社会没向这方面转型，而是越来越冷漠，走向原子个人主义。
尽管中国社会的转型从宏观层面看，从表像上看，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这种原子个人主义之上的成就就像沙土上建筑，极爲脆弱。十万人的骚乱就可以让一个县城倒退回十年以前；一个政策或地方政府的措施就可以让一个繁华的小镇萧条至极，这在今天的中国已经出现了很多个案。费孝通生前曾说，中国最近２０多年发展比较顺利，有些人就以爲一切都很容易，认爲生産力上来了就行了，没有重视精神的方面，他说与西方比，我们缺“文艺复兴”一段。费先生说的其实也是个人伦理的重要性。在中国生活，你想求得什麽样的机遇，你想选择什麽样的生活方式，你跟他人相处有没有“共同的人性”。没有共同的人性，对方可能是狼，你的存在也可能是对方眼里的地狱。
在西方现代转型数百年期间，历经了文艺复兴、啓蒙运动、现代派运动等等，其中最重要的是个人伦理的完善，个人必须在生存世界的关系中确立起某种最低限度的伦理共识。比如莎士比亚、歌德、雨果们那种空前的人类自信、乐观精神，克尔凯廓尔、陀思妥也夫斯基、卡夫卡那种空前的人类迷茫、悲观、深思精神。这些人文主义运动都産生了极爲丰富的公共知识産品，满足了社会转型的需要。但我们当代的社会转型中，上至执政党领袖，下至平民百姓，想要的公共知识産品却迟迟産生不出来。我们既不能实证某种空前的人性或中国人的自信、理想、乐观，又不能彻底地悲观、失望，我们因此难以有效地参与社会公共制度、公共空间的拓展建设。
比如现在流行的宗教信仰、市场热销的个人励志一类的图书并不是我们社会的公共知识産品。人们希望自己的心灵有所寄托，这很好，这是意识到个人的有限性，但一个社会要表达有限性不是借助于形式宗教，而是公共知识的开智啓蒙。比如朱学勤先生在读书人中间影响很大，他有一个“狼奶说”，说是６０年代出生的人是喝狼奶长大的，有毒，现在应该把狼奶吐出来。这个比喻很好，但很可惜没有成爲我们社会的公共品。朱先生本来应该由此进一步往深里思考，从而能对社会各阶层演绎他的“有限说”，但他只是对圈内人说话了。这就不够，这一事实也证明我刚才讲到的８０年代、９０年代思想界的不彻底性。这种成就真的是要打折扣的。对有些想内圣外王想做救世主想一言而爲天下法的人来，朱先生的思想是很好的。更爲重要的是，不同年龄、不同阶层的人都应该意识到自己是有限的。很可惜，在这方面，我们提供的思想资源和知识産品不够。这样就使得我们社会的个体陷入分立对立的状态，而难以和谐共处。一部分人仍是狂妄自大，一部分则绝望自卑得去信仰了。
个人伦理含有三个层次：人的生物性、社会性、个体性，对应的生存要求是欲望、理性、精神气魄或信仰，对应的生存状态是生态环境、世态环境、心态环境。海外的胡平先生批评吴思的历史写作暗含９０年代以来的社会思潮，即只顾欲望和理性算计的犬儒思想，而忽视人的精神气魄，这是很有道理的。
因爲缺乏我们说的人文主义运动，缺乏个人伦理的呼应、声援，我们当代中国的个人生存质量在文明眼里是较爲低下的。你们可能不理解这一点，好像一到北京王府井一到上海的外滩就觉得我们是在文明的中心，或觉得我们站在文明的前沿了。这不对。你想像一下中东地区，那些靠石油起家的阿拉伯国家，他们那里的城市建设也美仑美奂，但你认爲他们跟文明站在一起吗？无论我们怎麽做样子，我们中国人的个人伦理不能完善，我们在文明眼里就是低等的生物。
我们的生态环境是不用说了，山河大地在流血供养中国人，中国人反过来作践了大自然，生态环境破坏、污染严重。我们的社会，世态环境，可以说是世态炎凉，丛林法则使得有人认爲，在我们这里大概只有血缘关系才是善的延续形式。至于心态环境更不容乐观。邓小平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但富起来的人都不知道怎麽打发光阴，中关村的企业家说羡慕比尔-盖茨，深圳的大款无所事事只好去把攀登珠峰当作人生挑战和享受了。更多人的心态在精神气魄方面严重萎缩，反而以爲自己在寻找真理，自己有了信仰，越来越多的人信仰佛教、上帝、真主、李老师，这些行爲并无太大差别，也没有太大意义。用历史学家的话说：流行于罗马帝国的各种各样的宗教信仰，在一般人民看来，同样应验，明哲之士看来，同样荒诞，统治阶级看来，同样有效。
我的话也就讲到这里，要说明的是，我说了这麽多，不是要你们对中国转型悲观失望，我们描述了我们的世界，但我们的精神不应停留在跟它同样的高度，何况解释中国转型会有另外一种形式，一种轻松的、喜剧的形式，我会再找机会跟你们分享；第二，我的意思是，个人伦理对社会转型的意义极大，只要你的精神气魄还在，你的理想志向没有动摇，只要少数人仍在努力，这个社会就有希望，就是值得我们生活下去的。今天的中国已经有了像姚立法、郭飞熊、高智晟这样一流的民间政治家，我们的转型可能比历史学家预想的还要快一些。
──原载《民*主中国》 January 20 高*智晟律师差点被车撞死BBC中文（高*智晟遭不明车辆骚扰 生命受威胁），也可参照自*由亚洲电台的报道（国内屏蔽）。我希望，在非常时期，大智大勇者应更加小心，以防有关当局“狗急跳墙”。
前两天，高*智晟、余*杰、焦*国标等参加基督教家庭教会的活动也受到警方骚扰，一位在场拍摄相关主题影片的外籍人士在其博客Beijing or Bust里讲述了事情经过；同一件事还有余*杰的记述（“为信仰自由而战”，见新世纪网站，国内屏蔽）。
有这些善良、正义、勇敢的人在，中国真的还有希望。高山仰止！
January 19 金胖子行踪引起全世界瞩目，要发明个词叫：“日饭”，或者叫“金粉”连岳的连十条总是有点意思： 引用 王尔山点题之金将军 January 16 博客分类看到东南西北一篇（Angry Youth, Petty Bourgeois and Commercial Bloggers）翻译自《亚洲周刊》江迅的文章，里面引述央视制片人胡泳的话，将中国博客作者的类型分为：愤青、小资和商业三类。
我却有另一种分法：愤青、忧青、和青，亦即愤怒青年、忧郁青年以及和谐青年。而且这三种类型并不固定，可以有时这种，有时那种，或者三者兼具。多重人格？也许吧，在当今这个有“中国特色”的“和谐社会”里，我们不都是自我分裂、自相矛盾的吗？只是希望长此以往不要发疯才好。 广东以镇压农民维权闻名天下？BBC中文（广东中山征地事件引发警民冲突），以及东南西北各传媒报道的汇总（The Zhongshan Incident）。昔日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已经沦落成违法乱纪和黑社会管制的样板，这尤其得感谢朝鲜金日成大学经济系毕业的高才生张德江（见The Case of Zhang Dejiang），运用从北韩学来的纯种马列主义先进理论来指导改革开放，怪不得要与时俱退了。
这个时机选得好，去年太石村“不法”村民已经被扫平，东/洲/镇“暴徒”也已被剿灭，维权人士惊魂未定、自身难保，正可以趁此机会大力推广上述两地的先进经验，正如连岳所说“村村东粥”，将官商勾结的掠夺、黑社会镇压的保护两大原则相结合的统治手段进行到底。
其实，当今中国宇内又何止广东省如此，只不过广东省二十年来样样走在全国前面，贯彻我党“和谐社会”的伟大实践又岂能落后，而且由学有所成、成绩卓著的张书记来领导，是再合适不过了。 January 14 恋爱与革命以我有限的读史经验来看，“我党”历史不但是一部血腥杀戮的历史，一部残酷斗争的历史，还是一部风流滥交（官方话语叫：“革命浪漫主义”）的历史。也许对于个人的私生活我们不该干涉，但这些风花雪月的韵事却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政治，更重要的是，“伟光正”们一面有着混乱不堪的私生活和道德观，一面却长期在人民面前扮演着卫道士、道学家，号召大家学习他们的先进性，何其无耻和丑陋！
前两天在世纪中国发现了一篇“恋爱与革命”，这篇文章在上世纪四十年代郑超麟的《回忆录》里出版过，但在前年东方出版社新版的“现代稀见史料书系”的《郑超麟回忆录》却删掉了。这篇文章里所叙述的中共早期恋爱与革命的历史，其实比起后来那些“伟大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作为，已文明和道德得多了。我个人的感受是，除了满足了八卦的好奇心之外，只想说：“贵圈真乱！”
再八卦一个，去年因为“不惜牺牲西安以东的中国城市，誓与美国进行核战”的宏论而蜚声中外的朱成虎少将，据海外党史专家司马璐考证，是已故中共元老朱德的女儿朱敏的儿子，亦即他的外孙，而朱敏的母亲贺子华二十年代从苏联回国后与朱德分手，与他人结合。查《郑超麟回忆录》，正是这位贺子华和他的后夫出卖了中共当时的领袖之一罗亦农，罗后被枪毙；后来共产党报复，开枪打死了贺的后夫，贺只是受伤，逃过一劫。如此看来，朱将军是叛徒的后代，以共产党历来奉行的“血统论”，以及目前“红后代”太子党全面接班的事实，这位朱少将应该被清除出党才是。不过这是他们自家人的事，不劳我们外人插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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